以中西方战略博弈的角度重新审视过去数十年来的香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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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珠：香港
不久前，香港特区通过了新的选举法案。五眼联盟对此自然不自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对此诬蔑中国“破坏香港的民主制度”。有鉴于此，笔者想以中西方战略博弈的角度向大家重新解释一下过去数十年来香港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
中英两国1984年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百余年前，在英国逼迫清廷割让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以及租让新界后，英国统治者对于香港回归中国的未来前景一开始并没有太多顾虑。他们认为可以无限期的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占领下去。即便新界的租期于1997年7月1日截至，他们当时认为还是可以迫使未来的中国政府让他们续租。然而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英两国的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消彼长之间，英国统治者于1980年代意识到了香港回归中国已是势不可挡，于是便有了1984年两国所签署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英国人，乃至西方世界对此并非心甘情愿。有的西人甚至以意识形态斗争的言词来形容香港回归，即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主义国家在非战争状态下将属地主动的转让给共产主义国家；把履行国际法所明示的义务描述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损失。
对于香港回归中国，西方固然感到不悦，但也无可奈何。不过他们却想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阴谋来坑害中国。笔者猜他们的想法是：既然无论如何都要将香港还给中国，何不给香港下毒，让中国在吞下香港时中毒？或是以香港为饵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钓中国这条大鱼。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直都企图颠覆中国的现政权，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是众人皆知的阳谋，但是要以香港为饵来施行这一企图却是鲜少之人能识破的阴谋。然而中国的领导层毕竟是人才济济。笔者猜想这一阴谋还是被当时的领导层们识破了。
那么中国当时是如何应对的呢？自然也是将计就计。中英就香港回归谈判的结果其中之一便是赋予香港一国两制的待遇，具体为除了香港的军事防御与外交由中央政府负责之外，香港其他方方面面的治理事项由特区政府负责。虽然人民解放军将会在香港驻军，但是西方世界认为他们凭借自己在香港部下的桩子，不但不会让中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将香港中国化，反而会因为这些桩子使得中国西方化。这种自信来自当时中西双方之间非常悬殊的实力差距。然而西方阵营似乎却忽略了一个非常大的因素。那便是中国虽然实力当时无法与他们比拟，但是中国的发展潜力却大的很。
其实香港回归并非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唯一切入口。2001年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便是另一个。西方世界起初的目的是通过让中国融入国际秩序来同化中国。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中国非但没有被西化，反而借助加入国际秩序所获得的便利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许多西人看到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便恼羞成怒，指责中国没有按照自己的阳谋发生他们想要的变化。首先中国加入世贸所需要履行的义务并没有明文规定自己要西化。再者，中国不按照西方世界的意愿发生改变算什么过错？西方阵营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可见一斑。（请参考文章《中国的战略欺骗还是美国的战略误判？》）
既然要让西方放心的将香港归还中国，中央政府对于一国两制自然也是要认真对待。香港在回归后的自治程度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甚至是过分。香港的交通法不仅与内地不一样，甚至还继续左路通行，而非内地的右路通行。香港不用有着央行统一发行的人民币，还继续使用几家香港银行通过默契共同发行的港币。内地的通用官方语言是汉语，而香港的官方语言除了汉语，还有英语与广东方言。内地的通用文字是简体汉字，而香港则沿用着繁体汉字。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差别，处理得好也不算什么严重的隐患。而那些看不见的差别则是西方反华遏华势力暗藏桩子的地方。这些藏着暗桩的隐蔽领域当时不明显，但是2019年的修例风波却把它们抖搂了出来，即那些所谓的“香港学生会”、“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教师协会”、某航空公司、一些媒体组织、外国法官、一些基督教组织，甚至某些银行与金融机构等。当然也包括许多商界中的叛徒与资本势力。就连香港政界与特区政府官员，立法会与地方议会选举出来的委员，公务员队伍内部都存在。
香港荣景之下暗流涌动
香港回归的前几年表面上相安无事，但是到了2003年特区政府要审议《基本法》第23条时，那些暗桩便借机跳出来了，阻挠了第23条的定立。回归前因为担心在回归后被取缔而转移至境外的西方秘密服务组织与人员（中国人称其为特务与间谍）见此情形也回到了香港，继续从事着在隐蔽领域损害中国的勾当。（请参考文章《港版国安法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97回归后的前十几年里，中央对于香港内部存在的那些暗桩不是不知道，只是当时没必要与西方世界撕破脸，客观条件也不成熟，实力还不够让中国在香港肃清那些暗桩。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没有借机武力收复香港就是要在新中国被西方封锁的冷战时期让香港在中西之间发挥一个通道的作用，虽然这样做会让西方的间谍们在离中国非常近的地方有站点。就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在中国与外部金融领域中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西方一开始的企图是要利用那些暗桩来和平演变中国的。所以那十几年间并没有什么“港独”的主张，反而是不断呼吁中国学香港皿煮化。那些年，每年六月初的某日都会有西化香港人在晚上一起聚在某公园手持点燃的蜡烛。如果他们真是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真心尊重生命，追思悼念无辜逝者的人，怎么不见他们每年12月13日以同样的形式悼念南京大屠杀中无辜惨死的同胞？莫非他们有地域歧视，只在乎北京而不在乎南京？
虽然97回归之时中国的实力不及西方，甚至是内地的平均实力也落后于香港，但是之后十几年中央对于香港存在暗桩采取战略忍耐的同时，内地在不断快速发展，直至深圳的经济体量在两三年前超越了香港，上海也取代了香港做为与外部在金融领域链接之地。（对于上海与香港在金融领域的此消彼长，请参考文章《敌人借人们对新中国工业化的不解行诬指》）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直至中国今天可以平视西方世界。如果中国是一条大鱼，那么中国的增长就等同于大鱼的体量变得更大。虽然香港有毒，但是香港毕竟体量小，中国吞下去毒不死自己。短期虽然会不舒服，但是过一阵子身体便会将那少量的毒素化解。如果香港是个饵，那么中国这条大鱼与钓鱼的西方体重相当。钓鱼者未必有力气将中国钓上来。双方拉锯之下，要么鱼线断裂，要么中国将鱼线咬断。香港这个饵还是归了中国，西方世界钓鱼不成蚀个饵。虽然如此，但是鱼钩还是扎在鱼嘴中隐隐作痛。这个中毒后的不舒服跟鱼钩留在嘴里所带来的痛一样，比喻的正是中国自香港回归以来受特区内部那些暗桩之损害。
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后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逐渐不疑不惑，空前的自信。西方反华遏华势力（包括香港内部西化的反华叛徒）眼见通过香港和平演变中国愈发的不可能，便改变了主张，试图将香港分裂出去；像1841年那样把香港再次从中国的手里抢走。于是便有了十八大之后逐渐浮出水面的“港独”。
搞颜色革命的激进香港废青
随着恶劣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在特区内部发酵，加之内地的发展到了连曾经被港人视为穷乡僻壤的深圳都要超越香港的地步所形成的强烈反差，造就了许多鄙视中国的西化港人（俗称香蕉人，或精神白人、精神西方人）狗急跳墙，被那些西方在港的暗桩所吸收。由于他们比之前老一辈的反华分子更激进，所以那些暗桩自然也随之极端化。不过他们也比之前的反华分子更张狂，到处张扬，破坏了他们所属暗桩的隐蔽性。那些相对温和的老一辈反华代表性人物包括陈方某生。而年轻一辈激进的反华分子则有黄某锋。而外号肥佬黎的传媒大亨黎某英要么推波助澜让在港反华暗桩变得更激进，要么随波逐流跟着激进年轻一代一起变得更极端。
2014年的占中是那群激进分子第一次大规模搞颜色革命（俗称黄雨伞革命），试图借特区政府改革选举制度以给予港人普选之机颠覆特区政府，其结果以失败告终。占中大体来讲并没有发生严重暴力事件。暗桩内的激进分子认为占中的失败是因为自己不够激进，不够暴力，于是在港反华暗桩便暴力化了。它们很快获得了其他接受西方阵营资助在境外推广暴力颜色革命的非政府组织的教导，学到了有组织有纪律的暴力抗争技巧。几年后的旺角暴力骚乱事件便是一次2019年修例风波的预演，目的是检验暴力抗争在香港的效果如何，以及反暴的执法单位，即香港警察部队的反应。
感谢“川建国”同志
到了2019年的修例风波，在港反华暗桩可谓倾巢而出，借反对定立两岸三地移交逃犯的条例为由，行颠覆特区政府，配合美国对华打贸易战，进而实现遏制中国发展与崛起之实。据说一般情况下，暗桩们的西方主子是不会让它们倾巢而出的，但是当时的美国偏偏选出了一个做事我行我素、盲目自信、狂妄自大又极度自恋、莽撞行事的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从2020年初明着刺杀伊朗军方的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便可见此人有多么莽撞，多么不计后果。又或许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面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而终于狗急跳墙，将在港的暗桩全部放了出来，唯恐乱港的效果达不到最大程度。就算最终不能把香港分裂出中国而再次归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也可以给中国添麻烦，达到遏制中国的效果，为赢得对中国的贸易战发挥作用。不过这样很好，因为本来不必撕破脸的状态终于可以结束了。于是一些中国人纷纷表态感谢“川建国”在其任期内让香港问题爆发，因为他为中国找的爆发时间点实在是再好不过了。与其余让香港问题在其他时间爆发，让它在特朗普任期内来个总爆发是最好的时机。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中国中央政府下定决心整肃香港，2020年人民代表大会定立港版《国安法》，今年定立香港特区新的选举法，大有逐步肃清在港暗桩之势。待到香港内部的反华势力清除之后，香港才可算是真正意义上回归了；1980年代西方妄图借香港回归对中国施行西化和平演变的颠覆图谋彻底泡汤，真真正正的让其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里也引出了一个好奇的问题：如果香港曾经被西方世界当成钓中国的鱼饵，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把珠江对岸的澳门也变成另一个鱼饵呢？自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没有那样做的客观条件。澳门于1999年回归之前，新中国的影响力就已经在澳门广泛的起到了作用，例如澳门学校教书所用的教材都是来自内地的。最为主要的则是澳门在回归之前就有了党委。据说香港也曾有党委，但是却因为十年文革被撤消，以致内地对于回归前的香港失去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政治影响力。
和统渺茫，唯武统可取也
西方反华势力以香港为饵钓中国不成，反而因此失去了香港。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在吸取如此阴谋对中国不起作用的教训之后，他们自然不会再在台湾问题上重蹈覆辙。其实西方过去打压岛内台独分离主义势力（如十多年前美国乔治·（小）布什政府压制陈水扁的台独主张），以及后来默许相对亲大陆的马英九执政都是在把台湾做为另一个饵来钓中国，让中国西化与皿煮化，最终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然而在2012年的十八大后，西方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此后“港独”在香港出现。与此同时，马英九为首的台湾蓝营势颓，原本被认为不可能翻身的民进党不但起死回生，还以压倒性优势重夺岛内政权，并朝着台独的图谋狂飙突进。以将计就计的计谋从西方世界的手里赚台湾的可能性或许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只有靠明面上与西方比出个孰强孰弱的实力碰撞了。笔者将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说明台湾岛内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皆非偶然或不凑巧。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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